一个塌鼻小伙盗卖了生产队的化，判了五年，而谈起来却怀着一幸运。

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。“什么也不为”就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，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，着了凉会生病一样，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：为什么“什么也不为”就把人送劳改队？他们那毫无抱怨的，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上的浮叶，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，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的温顺。达观和乐天知命。我在他们中间，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；为什么要思考？在宿命的面前，思考又有什么用？

“我么？”我说“我什么也不为。”

“苦啊，不偷咋办呢？肚饿着哩…”

“来的女鬼可别是披散发的，最好是涂脂抹粉的。”

有时，他们也问我：“章组长，你是为啥来的？”

我仍闭着睛，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“扑哧”地笑了。我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睛都在看着我。我受着一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，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。自一九五八年“公社化”以后，法律之外又加上规章制度，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隙。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信，上悬着一柄达克利斯剑，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，砍着自己的脑袋。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组员，全是于农活的壮小伙。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，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。

他妈的！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。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，说来惭愧，实际上我从骨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，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，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。

“熊！吊死鬼都伸着，老长老长，通红通红，在你脸上添一下，可够你呛！”

在渠坝下躺够了，劳改犯们舒臂伸地活动起来。

“读书人咋啦？读书人也长着一个…”

“值！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。判我五年，就不让我退赔了…”

“咱们组长不要呀，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。”

同时，习习的晚风从一望不到的稻田那边拂过来，并且送来无数跃的、闪烁不定的金光。我闭上睛，一忘我的恬静。这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，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来的。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，人本无能为力，与其动辄得咎，不如潜心于思索。

“一个女鬼不够分，最好来一帮，十三个，咱们一人搂一个。”

柿黄瓜，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。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，枕着自己的胳膊。大队收工回去了，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。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，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，砸“扑、扑”的声音。太落在群山之巅，满了的大面积稻田，蓦地变得清凉起来。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的，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。声调悠长而懒散，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。接着，它们便鼓噪开了，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：“咯咯咕”！“咯咯咕”！快而又愤怒。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，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。

“嘿嘿！我也运气。”另一个把生产队的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“法院问我，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？我琢磨着：劳改队还饭吃，我就来了。来了一看，还真不赖！就是没有娘儿们。哎，熬着吧…”

“咦！俊着哩！还穿着红鞋，两条大辫，唏溜个光！脸白森森的，睛长刷刷的。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，骨还的…”

啊，宿命！

“！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。”

我知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，想到吊死鬼。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——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，是“独立家屋”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、平整的田野上的，年年月月，饱经风霜。据传说，五十年代中期，渠那边庄上有一个黄闺女，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，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里来上了吊。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，屋上没有棚，弯弯扭扭的木椽在外面，随便哪椽上都可经搭上绳。而且，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“严禁内”的劳改农场的“独立家屋”中来，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，至今还津津有味：

但我思索些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有思索。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了克思所探索的规律，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。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克思所说的“批判的武不如武的批判”因此，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呆，也使自以为比他明的我偶然失措。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，尽填满了渺茫的，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，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。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：“无知并不是论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