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公开说“肯定是要开战”之类的话，他也不想多说其他的话，示意诸位大臣坐下来继续开会。

唐绍仪的旧官僚生涯起步于天津税务衙门，这是他的一个重要优势，对于zhèng fǔ的财政和税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的。

诸位内阁大臣彼此微微垂首，不能抬直视，侧耳倾听着皇帝即将发表的最终意见。

各省新军的军饷开支，各地官员和zhèng fǔ日常开支都让内阁zhèng fǔ举步维艰，同时还要面对一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举国战争，唐绍仪这段时间是急得两鬓斑白。

唐绍仪说了很多问题，最后的结论就是想要清理zhōng yāng财政问题，必须大幅度清理国内遍及各地的小武装，无论对方打着何等旗号，不是光复革命，还是自治革命，不是保安队，还是团练，一概要予以打击，各地要追查税务，争取将去年各地征收的税务突击提上来，哪怕是照分税制，也必须确保三千万白银的zhōng yāng财政增收。

唐绍仪是很着急的，他必须尽快解决zhōng yāng财政危机，即便此前通过查封清zhèng fǔ、内务府库银和满清权贵财产得到了大约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资产，此外又和远东银行拆借的四千万银圆贷款外，zhōng yāng国库实际上并无余钱，完全是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危机。

即便在北方和江浙地区有所减少，减少的幅度还是未能达到zhōng yāng的标准，如此额的赋税则大幅落地方各小型私人武装的手中。

在财政大臣张康仁和税务总局局长欧锡的帮助下，唐绍仪提前整理了一份关于新zhèng fǔ财政危机的全面报告，以沙俄帝国为重要的参照，照常规来计算，如果中国亩正常收取每年10%的农业税，平均每亩地的农业税可达到1。2银圆，全国统计14亿亩耕地则可以带来16。8亿银圆的税收，约合1。6793亿英镑。…，幅员辽阔，耕地面积庞大是新帝国最为重要的优势。

在唐绍仪将财政危机之事各预设的署意见后，先和宋彪询问：“陛下，臣等意见大致如此这番，还请陛下圣裁！”

这里面足以说明很多问题。

宋彪并不急于说话，他一直是很沉默的听唐绍仪主持zhōng yāng内阁会议，听着各位内阁大臣表述现阶段的各困难问题，焦还是集中在地方小武装过多和税收工作混不堪两个领域。

会议行程一切照原先的预定行，唐绍仪先开始谈财政危机的问题。

然而，这一并不是zhōng yāng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，主要因素是地方财政的混，各省独自为政和府县一级官员的缺失导致了税收工作的荒废，使得1910年的税收未能有效zhōng yāng。

中华帝国的第一任总理注定是一位过渡总理，要带领中国从旧官僚系走向新zhèng fǔ系，唐绍仪则是一位从旧官僚系中走来的新派知识分和新派官僚，在税务、通商、海关、外、开垦、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，从政经验丰富，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磨砺到一省巡抚的新旧替时期的特殊官僚，绝对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、黄兴、陶成章、蔡元培等人更适合主持zhōng yāng内阁总理的工作。

即便将全国的农业税调低到1/15的6。67%平（这是绝无可能之事），以及考虑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豁免、疏漏、人为过错等等问题，国家的农业税也不应该低于7。85亿银圆，同时考虑zhōng yāng和地方各省在农业税上的3：7分成，zhōng yāng财政的农业税总额也不应该低于2。35亿银圆，而往年清zhèng fǔ的农业税总额的zhōng yāng收仅有五千万两银。

此一刻，宋彪心中慨良多，如果没有日本的突然发难，他完全能很轻松的理这些问题，各地小贼也无胆量和zhōng yāng军对抗，现在则是两回事了，一边是国内的各举步维艰，一边是日本举国之兵压境。

如果没有意外，宋彪在原则上会支持这位总理走完十年的两届任期，但不会更久，为皇帝，宋彪不会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这个时代的领袖权威。

宋彪沉默的思量片刻，这才说：“古语说攘外必先安内，凡事都有重，如今外患为重，切忌不能让国家于内忧外

依据税务机关在各省的摸底调查，事实证明在大多数的地区，去年的税收并没有停收，各地所谓的革命军还是大量征税，乘机扩充兵力，地方团练、保安团也纷纷以各名义征税，zhōng yāng所推行的厘金杂税取消政策不仅未能得到推行，各地农民所承担的税收反而较之去年有所增加。